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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儿童的早期社会行为发展与父母教养因素的追踪研究
一、研究背景
儿童心理发展研究中一向存在着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儿童的智慧发展，即皮亚杰所说的儿童与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儿童社会行为的发展，也就是儿童与周围人们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对前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得比较早，早期的儿童心理学家大多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理论，如普莱尔、霍尔、彪勒、格塞尔等等，较晚近的儿童心理学家如皮亚杰和信息加工流派的许多心理学者的研究则对当代发展心理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有些心理学者把这些研究儿童智慧和认知发展的理论称作“强理论”。原因是，根据科学哲学的一般看法，一门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大的方面：经验、形式和概念解释。经验，指的是采用实验、测量、分类手段获得
实证材料；形式，指的是用有逻辑结构的形式命题系统来表达科学内容；概念解释要解决的是科学理论的结构。在这三个方面，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研究所做的工作的确是远远胜过了对人格与社会性的研究。所以，像弗洛伊德、艾里克森等人的人格和社会化理论，往往被称为“弱理论”。
这种情况近期虽然没有根本的改观，但是由于人格和社会化问题在人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并不弱于智慧和认知问题，所以，心理学者对人格和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在近年来是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
1987年，我在参加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第9届双年会时发现，国际心理学界对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已经占据中心地位，而我国研究者对此似乎还缺乏应有的重视。于是，我从1991年到1994年期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了一项有全国18个单位参加的协作研究，题BDH做《中国3—9岁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陈会昌，1994)。这项研究算作是对我国儿童社会化的一次比较系统、但仍然是非常初步的探索。
1995年，我从澳大地利和荷兰访问一年后回国，即开始了另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即《儿童早期社会行为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的追踪研究》。此项研究在1996年和1999年两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同时获得加拿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如果说1991年开始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探索性的初步研究，那么本次研究可以说是一项比较深入的研究，其标志在于研究方法的变化。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影响。
1996年，我在参加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第14届双年会时，曾听过杰罗姆·凯根的一次大会报告，题目是《气质对儿童发展的贡献》，他在这次报告中指出，过去，很多人在对气质进行研究时往往采用父母报告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两种方式——父母访谈和父母问卷调查。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父母拥有对儿童最直接、最可靠的了解，能够提供儿童在较长时间段内的最广泛的信息；父母有机会观察儿童在各种自然情境中的行为，能提供关于儿童的典型行为；用问卷的方式还能以标准化的方式最快速度地获取信息。但这一方法存在许多问题。其一，父母进行报告的时候，他的言语符号系统与非言语的感知觉经验要发生冲突。言语系统总是要求前后一致，他们进行言语描述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像用心理漏斗来过滤的过程，以修正感知觉方面的不一致，增大或减少差异，从而创造一个清晰、一致的儿童形象。其二，言语词汇毕竟是有限的，它不足以描述所有人的心理状态或特征。其三，问卷的问题的备选答案中无法涵盖所有的可能性，儿童的真实情况在问卷上得不到全面的反映。其四，问卷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有假设的背景，不同的父母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用不同阶情境做对比；此外，不同的父母对词义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的判断标准的宽严也不一样。最后，父母的人格、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等也影响对问卷的回答。在用父母报告的方式获得的资料中，父亲和母亲以及父母和观察者之间的一致性最好时也只能达到中等程度的相关。另外，那些经过认真修订的婴儿气质问卷，经许多国家的使用后发现，这些量表的设计具有局限性。这种量表的前提假设是：北美有关儿童气质的个体差异的观点和其他文化背景下儿童气质的观点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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